在過去的幾十年里,人們發現有些生物大分子如激酶、受體和離子通道等,與疾病發展密切相關,且具有與配體結合的特異性疏水口袋以及結合后的功能變化。便把這類靶點稱為“可成藥靶點”。
另一方面,越來越多與疾病相關的靶點被發現缺乏傳統可藥性靶點的特征,如靶蛋白的功能界面平坦,缺乏配體相互作用口袋,使得藥物設計面臨巨大挑戰,便稱為“不可成藥”靶點。例如一些典型的不可藥性靶點包括小 GTP 酶 (如 KRAS)、磷酸酶、轉錄因子、表觀遺傳靶點和蛋白質-蛋白質相互作用 (PPIs)等[1]。圖 1. 當代癌癥藥物分子靶點的示意圖[2]。
目前針對“不可成藥靶點”常用的藥物開發方法包括雙功能分子、共價抑制劑、變構抑制劑、PPI 藥物、基因治療等,并取得了一定的臨床成果。
此外,除 PROTAC 外,分子膠也是基于泛素-蛋白酶體系統實現對靶蛋白的降解。由于分子膠產品分子量相對較小,具有更好的生物利用度。但目前報道的分子膠產品更多是來自于偶然發現,而 PROTAC 分子更容易通過理性設計進行開發。
除了基于泛素‑蛋白酶體系統開發的雙功能分子,溶酶體靶向嵌合體 (LYTAC)、自噬靶向嵌合體 (AUTAC) 及 ATTEC 則是通過溶酶體途徑實現對靶蛋白的降解。不同雙功能分子具體作用機制及對靶蛋白的降解范圍不完全一樣,可以起到互補的作用 (如下表所示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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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. 不同雙功能分子比較[3]。
KRAS 蛋白是一種無特征的、近球形的結構,沒有明顯的結合位點,很難合成能有效靶向和抑制其活性的化合物,且與內源性配體具有極高的結合活性,這也使得它不能像蛋白激酶抑制劑那樣產生有效的競爭。共價藥物的開發推動了 KRAS 藥物的發現。目前多款針對 KRAS 的共價抑制劑已經被開發進入臨床應用及研究,從而實現了 KRAS 從“不可成藥”到“可成藥”靶點的逆襲[4]。
變構位點的鑒定和相應的藥物設計為以前被認為在其正向位點上“不可藥性”或“難以靶向”的蛋白質開辟了新的治療機會。目前已經有多種變構藥物用于臨床實踐。
信號通路中已上市、臨床和臨床前共價抑制劑的圖譜。
蛋白互作 (PPIs) 參與機體多種生物進程,并通過形成蛋白質-蛋白質復合物或 PPI 網絡來發揮其功能。PPIs 的大而平坦的相互作用表面使得小分子調節劑的開發充滿挑戰。
目前開發的 PPIs 抑制劑主要包括小分子、抗體、多肽或重組蛋白等。但各存在優勢和不足,如小分子抑制劑親和力低,成藥性差,而多肽,抗體及重組蛋白雖然具有較高的結合活性,但存在穩定性低,生物利用度差等問題。為了改善多肽的穩定性,藥物研發人員也會采用環肽或擬肽來改善多肽藥物的成藥性。而針對抗體或重組蛋白藥物,高效遞送技術和小尺寸抗體模擬物 (如 scFv 和納米抗體) 的發展可以提高它們在治療不可成藥靶點中的應用。
基因治療是在基因或轉錄水平來調節基因表達的過程,突破了小分子藥物對靶蛋白位點的限制,大大擴展了藥物靶向的范圍。
目前 RNA 干擾技術、反義 DNA 技術、ASO 技術等前沿技術和方法的應用,為核酸藥物的研究和臨床應用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,此外,CRISPR 基因組編輯也已經成為近年來最受矚目的科學突破之一。雖然基因治療仍面臨很多挑戰,但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創新,基因治療將會帶來更多可能。
圖 4. miRNA (A )和 siRNA (B) 作用機制示意圖[6]。
目前開發的藥物靶點只是所有疾病靶點中的冰山一角,而未被開發的“不可成藥”靶點則是一片汪洋大海。雖然針對“不可成藥”靶點的藥物開發存在巨大挑戰,但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完善,藥物靶點的范圍將進一步擴大,將有越來越多的“不可成藥”靶點被撕掉“不可成藥”標簽,將有更多的藥物被開發出來惠及人類健康。